2012年4月9日，中国开发性金融发展历程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首都春光明媚，位于京西的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座无虚席，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这意味着，我国第一个以“开发性金融”命名的全国性社团组织获准筹建。

在这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首任会长。我在会上说，这个促进会的诞生，是开发性金融社会化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党中央、国务院对开发性金融的认可，也是社会各界对开发性金融的肯定。

会后，我们还举行了“开发性金融大讲堂”启动仪式。与会的民政部、社科院，以及金融管理部门的代表都对“大讲堂”充满期待。

大家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形势下，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的成立，对加快开发性金融理论的研究，对推动开发性金融在发展中国情下的科学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脚印”

1998年以来，我和我的同事一直致力于探索开发性金融在中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

1998年，我刚来开行工作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我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中央出台了加快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鼓励固定资产投资等一系列应对举措。

那年夏天，我马不停蹄地去了8个省市开展调研，与地方政府建立了以“芜湖模式”为代表的新型银政合作关系，构建和完善市场化的融资平台，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培育成中国经济的亮点和增长极。

1998年和1999年，开行年均新增贷款余额为1410亿元，是1994年至1997年平均值的1.5倍，为投资拉动、扩大内需提供了有力的融资“助推器”，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0年，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作。我带队赴西部多个省区调研，向各地宣介开行的银政合作理念和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思路。

我们对西部的支持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更重要是理念和机制上的支持。

从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间，开行累计向西部12个省区市发放人民币贷款1.66万亿元，占同期全行贷款发放的1/4，其中非个人中长期贷款余额稳居各家银行首位。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小企业、“三农”、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也为开行拓展民生金融业务指明了方向。

我们创造性地运用开发性金融方法，抓住市场建设这个牛鼻子，以批发的方式解决零售业务的共性问题，把助学贷款、保障性安居工程、“三农”、中小企业、水利建设等公认的民生金融“老大难”，变成了商业可持续的银行主流业务品种。

2005年，为贯彻国家“走出去”战略，开行确定了开发性金融支持“走出去”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投棋布子”工作思路，派出了第一个海外工作组。

我们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就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最大的外汇贷款银行，被评为“最佳国际合作银行”。

到2012年3月底，开行外汇贷款余额近2200亿美元，资产质量保持优良，对外投融资主力银行的地位更加凸显，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展现了开发性金融的中国力量。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惊人的速度和破坏力冲击全球经济，对我国也造成了严重影响，当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

开行随即召开全行会议，我提出了开行落实国务院十项措施的具体举措。在距年底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开行保质保量完成了央行下达的新增702亿元信贷投放任务。这些贷款全部投向国务院十项措施提出的重点领域，发挥了中长期银行的引领和拉动作用，助力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率先企稳回升。

如果探究两次危机中开行“力挺”与政府“救市”的内在关联，不难发现，这种表面的契合其实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开发性金融具有“顺境隐于市，逆境托举市”的强大力量和独特功能。它用政府信用稳定了市场信心，发挥了强大的中长期投融资能力，拉动了“两基一支”和众多瓶颈领域，为逆境中经济的平稳运行注入了强大动力。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结束，开发性金融作为中长期融资动力，正助推中国经济巨轮在后危机时代破浪前行。

“化危为机”

2009年5月，我到位于未名湖畔的北大经济学院，向200多名师生作了题为《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开发性金融实践服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演讲。

那段时期，正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空前惨烈”的阶段，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金融危机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我首先从各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措施讲起。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干预和救市的措施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货币信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二是以财政信用对企业实施国有化，向市场增信，避免企业倒闭的连锁反应和系统性风险；三是增加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及其机构信用等。这使我们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信用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

从经济发展周期来看，过于强调市场信用是不全面的，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更说明了这一点。金融危机使我们对市场信用的负面影响进行反思，并再次重视和思考政府信用。

为方便理解，我把政府信用的作用比喻为“船的锚”。此轮金融危机表明，政府信用对于锚定市场信心和经济恢复有重要作用。政府信用是最大的信用，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也是如此。危机中随市场波动而大幅波动的，往往都是企业的机构信用，而熨平周期波动、锚定市场信心还要靠政府信用。

如何找准政府信用和市场信用的结合点？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意识到，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优势和作用，是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有效选择。各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纷纷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为维护市场稳定和恢复本国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

例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围绕政府目标，扩大对大中型企业贷款；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向受危机冲击的金融机构提供援助；巴西开发银行帮助企业解决流动资金不足和支持出口。在之后对危机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各国政府都进一步认识到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价值和作用。

当前，中国整体还处于建设阶段，建设任务仍然很重，开发性金融依然不可或缺。开发性金融不是政策性、商业性的机构属性问题，而是一种金融方法。

开发性金融是以服务本国发展战略为宗旨，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把国家信用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是缓

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竞争力的一种金融形态和金融方法。

就中国而言，开发性金融在提振国内经济的同时，面对危机逆风飞扬，在国际上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开行化“危”为“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平等互惠开展国际合作业务，帮助合作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支持合作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实现互利共赢。

2009年5月，开行与巴西刚刚签署了100亿美元的贷款合作协议；而更早些时候，开行与俄罗斯就中俄石油250亿美元融资合作达成协议，开行与委内瑞拉关于中委联合融资基金规模扩大至120亿美元的文件也正式签署。这些国际合作项目堪称“大手笔”，使外界对开发性金融化危机为转机，逆境中求进取的作用刮目相看。

方兴未艾

2012年6月7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作为上合组织银联体成员单位之一，俄罗斯开发与外经银行副行长伊万诺夫先生率团参加了开行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培训研讨会，开发性金融是研讨的重要内容。会后他说，参加开行培训的俄方人员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理念和做法，工作效率和眼界都得到明显提升。

在“走出去”宣介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同时，早在2006年，我就倡导把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合作机构“请进来”交流学习。这些国际交流培训，让中国的开发性金融走向了世界，也加深了世界对中国开发性金融的理解和认同。

2012年6月6日，我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次新闻吹风会，新华社的一位记者举手提问，问我如何看待开发性金融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中的作用。

我说，上合组织成员国大多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阶段，资金缺口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比较突出，开发性金融可以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对开发性金融做深度思考的不只是开行。2012年1月，世界银行的两位专家发表了“全球开发银行调查”。报告指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rdqu